近代上海佛教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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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的佛教，出现了复兴的景象。其主要标志是：
1、新兴寺庙众多。据不完全统计，除原有的一些古刹外，近代新建的大小寺庙，总数达到149所，僧尼合计约有3000人左右。抗战胜利时，上海地区的大小寺庙已增至250所左右，僧尼合计约5000人。1949年上海地区的大小寺庙又增至311所。
2、佛教文化迅速发展。近代以来，上海佛教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第一，佛教著作的大量出版。近代以前，上海地区很少有佛教著作流传于世。近代以来，上海出版了大量的佛教著作。其中仅上海佛学书局1937年的统计，该局曾出版和流通佛学典籍(大藏辑要)2024种，佛教通籍1295种，共计3319种。
第二，佛教刊物的发行。近代上海先后创办的佛学刊物不下30余种。
第三，佛学院的创办。较为著名的有华严大学(1914年)、上海佛学院(1942年)、法藏学院(1945年)、楞严专宗学院(1945年)、静安寺佛教学院(1945年)、法相学社(1948年)、圆通讲寺佛学研究社(1936年)。这些佛学院和学社，虽然办理时间不长，但却为上海培养了一批僧才。
第四，讲经和电台广播佛经。近代以来，上海佛教界讲经之风大开，一些新兴的佛教团体，大都定期邀请佛学名流，开展讲经活动。其中主要有：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上海省心莲社。此外尚有：中华崇德会、法明学会、觉社、上海莲花胜会、上海净业莲池海会、大法轮书局、上海佛教医院、中国佛学会上海市分会、崇明佛教居士林、松江佛学会等。一些著名的佛教寺院也经常邀请佛学大德聚众讲经。如法藏寺、圆明讲堂、玉佛寺、静安寺、沉香阁、海会寺、福慧寺、清凉禅寺、报德庵、圆通寺、庄严寺、地藏寺等等。近代上海的讲经活动，后来还有进一步的发展。一些佛教团体，利用广播电台播送佛经，盛况空前。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上海先后有十多家电台播讲佛经和佛学。其中佛音电台和华光电台全日播音不停。其他如永生电台、心光电台、胜利电台、光明电台、民本电台、大中华电台、布音电台、妙音电台、利利电台、民生电台、两友电台、华英电台等。以上这些讲经活动和电台播送佛经，标志着近代上海佛教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级。
第五，大藏经的刊行。近代上海佛教界，先后刊行了多种版本的大藏经。
此外，中外佛学交流和汉藏佛学沟通，也是近代上海佛教复兴的表现。
近代上海佛教复兴的主要原因在于：
1、近代上海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为佛教复兴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2、印度佛教及其思想在近代仍有影响，被中国一些思想家、学者所重视，影响社会。
3、不同阶层的人抱着不同的目的信仰佛教，从而加速了上海佛教的发展。
4、各地佛教高僧、佛学名流云集上海，使上海的佛教出现了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近代上海佛教是在古代上海佛教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它已不再是我国隋唐佛教盛行状况的重视，而是带上了许多时代的特征，的其特点表现在：
1、寺院经济的资本主义化
长期以来，我国寺院经济的主要来源，大都是依靠土地收入和地主、官僚的捐献。近代上海的寺院，其经济来源，主要靠巨商、资本家的捐助和房地产收入。有的寺庙本身偶尔也经营一些工商业。一些小寺庙则依靠僧人赶经忏来维持。如上海报德庵的建立，主要依靠第一代主持道源(尼)之父、广东香山巨商徐国林集资百万而成。法藏寺的创建，也主要是得到了王一亭等人赞助。圆明讲堂的堂址和建设、觉园的园址和建设，也都是得之于某些身为民族资本家的居士的捐献和资助。而一些较大的寺庙如龙华寺、静安寺、玉佛寺等，其经济来源除了商人、资本家的奉献外，主要靠房地产收入。这和单纯利用土地收租的形式作为经济来源的一些寺庙有所不同，明显地带上了资本主义的色彩。
2、佛教信仰和佛教仪礼的变化
上海地区的佛教，原来就有和民间信仰结合在一起的倾向。到了近代，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和突出。佛道不分、佛教和民间信仰混同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有些寺庙，既供奉佛教的佛、菩萨像，也供奉道教的神仙像，甚至有民间所传的各种祖师像夹杂其中，关帝像和观音像同在的情况到处都是。一般善男信女对观音的崇拜，超过了对释迦牟尼的信仰。在佛寺中，观音的地位非常突出。大多数寺院在大雄宝殿三世佛后面，都有大型的观音壁塑像。有的还专门建立殿堂，称为大悲殿(阁、观音殿(阁)等。观音也被称为“白衣大士”、“南海大士”、“慈航大士”等，被看成是“救苦救难”的化身。信仰的目的，也逐渐由单纯的修来世、求解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等转变为同时追求现世利益，祛病消灾，增福延寿。“有求必应”成为广大民间佛教徒的一种信念，而“临时抱佛服”成为寺庙进香人多的主要因素。大批佛教信徒参加放生会和动物保护会，禁止杀生，奉行蔬食。佛教仪礼除诵经念佛外，还特别盛行各种忏法，如瑜伽焰口(施饿鬼)、梁王忏、慈悲水忏、金钢忏、大悲忏、打佛七、做水陆道场等，均以超度亡灵、追悔罪恶、保佑子孙平安为目的。由于经忏的盛行，当时上海曾出现于一批以拜经忏为业的经忏僧，上海有些小寺庙，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起来的。
3、弘传佛教的中心由寺院转向新兴佛教团体
近代上海出现的一些新兴佛教组织和团体，不仅开展广泛的弘法活动，还举办各种佛教文化事业和慈善事业，从而成为弘扬佛教的中心。
(1)近代上海的佛教组织。主要有：1912年4月由寄禅创办的中华佛教总会；1926年由施省元、王一亭等发起组织的上海佛教维持会；1929年由圆瑛等发起组织的中国佛教会；同年成立的上海市佛教会。这些群众性的佛教组织，在团结广大佛教徒，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整理僧伽制度，建立佛教教育组织，推动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中国佛教会，除了大力整顿各地寺院，维护各地寺产不受侵犯外，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如组织僧侣救护队，救护伤兵和难民等，受到教内外人士的赞扬。
(2)近代上海的佛教团体。近代上海新兴的佛教团体甚多，其中活动多、影响大的有：
世界佛教居士林。1922年8月成立。周舜卿、施省之、王一亭、范古农、游有维等先后任林长。林友最多时近3000人。主要林务为弘扬佛法，包括通俗演讲、流通佛经、研究佛学、出版林刊等。其福利事业有施医、施药、施材、施衣、施米、施粥等。修持则有佛七、水陆、助念等。此外还设有仁惠小学和佛学图书馆等。
上海佛教净业社。1922年成立。为专修净业的念佛道场。关〓之、闻兰亭、黄涵之等先后任社长。设有念佛堂、阅经室、学教部和放生会等。1926年起出版《净业月刊》。平时除聚众念佛外，还定期邀请佛学名流宣讲大乘经典和佛法要义。
上海佛教功德林。1922年4月开幕。原设蔬食处加佛经流通处。前者意在以提倡蔬食来推广佛教，后者则专以流通佛经、法器等为职志。1942年起，扩大范围，将原有十号聚餐会改为世界提倡蔬食会，以提倡素食、戒杀护生、敷扬化为宗旨。会内分设修持、阅经、演讲、问答、教经、聚餐六部分，在当时有一定影响。
上海佛学书局。1929年成立。原为集编辑、印刷、流通于一身的佛学专业出版机构，因其以提倡佛学、宏扬佛学为宗旨，故在出版发行佛书之外，还附设佛学文会、佛化播音会、佛学研究函授社和佛学流通图书馆等，成为上海弘扬佛教的主要阵地之一。
上海市佛教青年会。1946年成立。为抗战胜利后新增的一个青年居士团体。方子藩为理事长。以弘扬佛教、修持佛法、举办福利事业为重点。曾出版《觉讯》月刊，设立佛学图书馆，主办新光讲学会等。会员约有3000人。
其他佛教团体尚有：“觉社”、“法苑”、“省心莲社”、“法明学会”、“佛教徒护国和平会”、“上海佛教公墓”、“上海佛教火葬场”、“法宝馆”、“永光大师永久纪念会”、“上海佛教同仁会”、“上海佛化医院”、“佛光疗养院”、“佛教平民诊疗所”、“慈光施诊所”、“乐园蔬食处”、“净业省修社”、“中国动物保护会”、“上海佛教莲社”、“上海鹿苑佛学会”、“印心精舍”、“上海中华戒杀救急会”、“上海佛教慈幼院”、、“安养念佛堂”、“班禅纪念堂”、“金刚道场”、“诺那精舍”、“莲华精舍”、“上海劝募放生宏法基金会”、“上海劝募印送经书基金会”等。这些团体，都从各个不同方面开展了弘法传教活动。
4、居士成为弘法传教的主要力量
近代上海涌现出一批知识阶层出身的佛教居士。他们知识渊博，信仰虔诚，与政治界、实业界联系紧密，活动能力强。这些居士，除了组织各种弘法团体从事传教活动外，最大的贡献是开展多种多样的佛学研究。标志近代上海佛教复兴的一些著名佛教文化团体，如上海佛学书局、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上海市佛教青年会等，都是居士组织的团体为数众多的佛学刊物，绝大多数也都是佛教居士创办、编辑的。近代上海出版的一些佛学研究成果，包括佛教理论和佛学史，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居士的手笔。特别是有一些居士，他们弘传佛教的目的，除了绍隆佛法，不使佛教衰落外，还想利用教理来教育人们，改造社会，转变不良的社会风气。这一切都表明居士已成为上海地区弘传佛教的主要力量。
5、独立撰述佛学著作，推行现代化的僧教育
长期以来，一些佛教大德习惯于用注释经典的办法来研究佛。近代上海的一些佛学大师，特别是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佛教居士，他们从日本佛教学者那里得到启发，以新的理论思维方式、现代化的语言，开始独立地撰著对佛教思想有所发挥的著作，从而在佛学研究的领域里，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有益借鉴。
近代上海出现了一些佛学院、学社，他们一改过去师徒传授的旧传统，采用了现代化的教育方法。教育制度效仿一般学校，实行上课制。教学内容丰富，除了佛学以外，还兼授其他文化、历史知识。这种现代化的僧教育，标志着佛教培育僧才，已由过去经院式的教育开始向现代化教育发展。
6、不拘一宗一派，推行十方丛林制
不拘一宗一派。近代上海僧人，虽然各有传承，如应慈自号华严座主，寄禅、圆瑛传禅宗，兴慈传天台宗，月霞传华严宗，持松传密宗，印光传净土宗。但是，他们大都副通各宗思想，不拘一宗一派之说。如应慈一生教演华严，行在禅宗，早年还得法于冶开和尚，为禅宗临济法派第四十二世。圆瑛曾传临济、曹洞两派法脉，但后来却深信净土念佛法门。平时主张天台、贤首并弘，禅宗、净土双修，尤专精于《楞严经》。兴慈一生，虽教演天台，却行净土，以弘扬净土为职志。他所创立的法藏学院，培育僧才，即以天台教观为指南，以净土法门为归宿。月霞弘扬华严，创办华严大学，但根本却在禅宗，所谓无一日不坐香参禅，无一年不打禅七，四十年未敢一日离开。持松早年曾学天台教义，旋又嗣法月霞，传禅宗临济法系，后来才学真言宗于日本，得第五十一世阿〓黎位。他除有《密教通关》、《真言宗朝暮行法》等密宗撰述外，还撰有《华严教义始末记》、《摄大乘论义记》等显教著述多种。印光一生弘扬净土，被奉为近代中兴净土的第十三祖，但也是一位禅教具通的人物。一代大师太虚，为近代法相宗一大家，但对经、律、论三藏，各家要义，各家学说，无不淹通。至于一些知名的佛教居士，更是不拘一宗一派，对各宗学派全面加以研究，对各派教义平等加以弘扬。如范古农，初台、贤并弘，后对法相特有研究，同时称扬净土，对三论亦有所论及。江味农，初学禅法，后来东渡日本专究东密。但一生教主般苦，行在弥陀，曾被推为省心莲社社长。其他如丁福保、蒋维乔、王一亭、关〓之、黄涵之、方子藩等居士，也大都是融通各宗的人物。
推行十方丛林制。近代上海一些规模较大的寺庙，大都为十方丛林制。一些原来属于剃度派的子孙庙，有的后来也陆续改为十方丛林制。如云居庵，原为剃度派尼庵，1901年改为十方选贤制。三昧寺，原来也是剃度派寺庙，1948年改为十方选贤制。静安寺在清咸丰以来，也属于剃度派的子孙庙，1947年改为十方选贤丛林。龙华寺也是在1943年恢复为十方丛林制的。一些新兴的寺庙，如法藏寺、海会寺等，都属于十方丛林。所谓十方丛林，即寺庙的住持，不是师徒剃度相承的世袭制，而是在官方或地方群众的监督下，由十方诸山大德长老推选贤能担任。这种制度，较之剃度世袭制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
7、注重法相唯识学的研究
近代上海的佛教界(包括僧人和居士)，虽都融通各宗思想，不拘于一宗一派，但一些著名佛学者对佛教理论的研究，大都注重法相唯识之学。所谓“宗教法相，行在弥陀”。一代佛学大师太虚，是举世公认的法相唯识学专家。他在上海创建的觉社，主要弘扬法相唯识之学。他先后在该社讲了《八识规矩颂》、《百法明门论》、《唯识三十颂》等许多法相宗的基本论典。当时上海的《神州报》曾为此发表《中国唯识学之复兴》说，认为太虚“在觉社开讲唯识宗学之纲要”乃“学术界之好消息”。所著唯识学著作有《法相唯识学概论》、《唯识观大纲》和《新的唯识论》等。他的《真现实论》和《法相唯识学》两大重要法相唯识学著作，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影响很大。知名的居士范古农、唐大圆等，也都对唯识思想深有研究。范古农不仅常讲唯识要典，而且专门创设了法相学社，以法相宗的“一本十支”(“一本”指《瑜伽师地论》，“十支”指《百法明门论》、《五蕴论》、《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杂集论》、《辨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大乘庄严经论》、《分别瑜伽论》)作为学员的修学课程。平时常劝人以法相为宗。唐大圆在世界佛教居士林多次讲解唯识之学，并撰有《唯识大旨》、《唯识论要》、《唯识识研究举例》等。同时撰著并出版了许多通俗的唯识小册子，如《唯识方便读》、《唯识三字经》、《唯识易简》、《唯识的科学方法》等。持松也撰有《摄大乘论悬谈》等。在这些著名佛教学者的大力提倡下，一时间，上海曾出现一股研究、学习法相之学的热潮。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早年太虚曾就法相与唯识究竟是一种学还是二种学的问题，与当时另一法相唯识学大家欧阳竟无进行了辩论。他先后撰有《佛法总抉择谈》、《论法相必宗唯识》、《再论法相必宗唯识》等文，批判欧阳竟无提出的“法相唯识为两种学”的观点。后来，以太虚为一方，有其弟子史一如、唐大圆、陈维东等；以欧阳竟无为另一方，有其弟子吕〖FJF〗NDA49〖FJJ〗、黄恩洋等，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终于形成了近代佛学的两大思潮。这两大思潮的论争，推动了中国近代佛学特别是唯识学说的发展。
8、净土思想风行一时
自1918年印光法师关于弘扬净土的文稿在上海《佛学丛报》上陆续发表以后，净土思想即开始在上海得到流传。1922年，印光亲自来到上海，居太平寺。上海的一些知名居士如施省之、王一亭、关〓之、黄涵之等，纷纷向他问法，从而引起广大佛教徒的注意，前往要求的依者日众，太平寺也就成了上海弘扬净土的道场。印光在上海，一面大收徒众，一面广印净土经书，从而使净土思想在上海得到了广泛的流传。接着，上海又相继建立了弘扬净土的居士团体世界佛教居士林和上海佛教居士林等。1931年，还专门成立了刊印净土经书的弘化社，广泛宣传净土思想。1936年，印光在一次法会上开讲净土法门，向他皈依的达千余人，使净土宗风更大振于上海。在一段时间里，近代上海的新兴佛教居士团体，十之八九与弘扬净土有关。成千上万的佛教信徒，绝大多数都转向净土。不仅如此，一些佛学大德(包括僧人和居士)，在撰著佛学著作，阐发佛教义理时，虽各有所宗，但在修行实践上，却大都以净土为法门，最后归宿于净土。“行在弥陀”，成为近代上海佛教徒修行实践的准则和指南。因此可以说，净土思想风行一时，也是近代上海佛教的一大特点。
三、近代上海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1、近代上海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
(1)近代上海佛教处于全国佛教的领导地位。近代以来，由于全国佛教领导机构的主要活动都在上海进行，从而使上海佛教实际上对全国佛教起着一种领导作用。近代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先后有中华佛教总会和中国佛教会。
中华佛教总会。该会于1912年在上海留云寺召开成立大会后，即以“统一佛教，阐扬法化，促进人群道德，完全国民幸福”为宗旨，并以明昌佛学、普及教育、组织报馆，整顿教规、提倡公益、增兴实业等为基本任务。它设总会于上海静安寺，并在全国各地先后成立20多个支部、400多个分部。1913年和1914年，二次在上海召开大会，讨论和议定全国佛教的进行事宜。当时还创办总会机关刊物《佛教月报》，报导全国佛教活动的情况等。中华佛教总会存在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毕竟是我国近代第一个统一的全国性佛教组织。它在团结全国佛教徒，维护佛教本身的权益等方面作出了努力。
中国佛教会。1929年4月成立于上海。它以“联合全国佛教徒，实现大乘救世精神，宏宣佛教，利益群众”为宗旨；以举办慈善公益、普及平民教育、提倡农工事业、设立各种研究所、宣传佛教、整理教规等为主要任务。按照会章，中国佛教会于各省、县分立设立省佛教会和县佛教会，领导各地佛教进行事宜。各地佛教会的组织大纲，均由中国佛教会统一制定。中国佛教会会所虽设于南京，上海只设总办事处，但后来的一世活动，几乎全部都在上海进行。例如，它成立后，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每年都在上海召开一次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选举领导成员，组织理、监事会，通过会章，讨论和决定全国各地佛教进行事宜等。平时举行的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会会义(后称常务理事会议)、执行委员会议和监察委员会议等，也均在上海召开。该会还办有会刊《中国佛教会会报》，按月报导中国佛教会会务和历届佛教代表大会情况，刊载中国佛教会向全国僧团组织颁布的整顿条例、佛教会和民国政府往来的公文，同时也转载一些民国政府发布的有关寺院、寺界的法令、规定等。中国佛教会就是通过这个会刊，对全国佛教寺院和僧侣的活动进行领导的。该会自成立以来，在团结广大佛教徒，维护寺产不受侵犯，整理僧伽制度，建立佛教教育组织，推动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少成绩。
(2)近代上海佛教是全国佛教发展的中心
近代规模最大的佛典出版机构在上海。近代全国规模最大的佛典出版机构，是1929年(一说1930年)正式成立的上海佛学书局。它集全国各处佛经于一地，合编辑、印刷、流通为一事，立足上海，面向全国，其组织机构非常完备，在上海愚园路胶州路设立总局，内分流通、出版、翻印、代办四部。另在上海设立5个发行所，在全国设分局8处，在国内外设分销处100余家。经营范围亦十分广泛，主要有：出版发行佛学典籍，出版和代办发行佛学刊物，建立刻经部、造像所，附设佛学文会、佛学研究函社，创办无线电广播佛学讲演，灌制佛化唱片，设立佛学流通图书馆等。几十年来，上海佛学书局不仅出版了大量佛教著述和《佛学半月刊》，而且全国所有出版单位出版的佛典和佛书大都由它统一流通，全国范围内佛学刊物大都由它统一发行。同时还代为发行近代编纂的《频伽精舍大藏经》和影印的《宋版碛砂藏》、《宋藏遗珍》等。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上海已成为近代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中心。
近代著名佛教人物大都集中在上海。近代上海，是全国佛教高僧、佛学名流的集中地，不仅许多佛教知名人士长期留居上海，弘法传教，而且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佛教高僧、佛学名流，也经常被邀请来上海讲经说法。因此，上海是全国佛教名流汇集的中心。
近代重大的佛事活动都在上海举行。如1930年举行的善导大师1250年远忌纪念会，1936年5月和11月份分别启建的丙子息灾法会和上海护国息灾法会，1938年举行的九世班禅追悼会等，都是一些重大的佛事活动，均在上海举行，对全国有重大的影响。
近代上海是全国中外佛学交流的中心，也是全国汉藏佛学沟通的中心。一些留学日本的学者和留学僧回国后大都在上海弘法和译撰佛学著作；一些去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留学的僧人，也大都在上海弘法；一些去西藏求法的僧人和西藏佛教大师，也常被邀请来上海讲经说法、弘传密教。
以上种种情况表明，上海确实是全国佛教发展的中心，它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近代上海佛教的影响与作用
(1)近代上海佛教的影响〓代近上海佛教的复兴，其影响巨大。它既推动了当时全国佛教的发展，也给后来中国佛教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中国佛教在宋明以后即趋向衰落。但到了近代，佛教在上海地区得到了复兴。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僧人和居士，在上海地区创立了各种各样的佛学团体，大力发展佛教文化事业，研究佛学义理。他们注释经典，研究法相唯识之学，撰著佛学概论和佛教史。同时创办佛学院校，培养佛学人才。这种风气，对全国佛教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不长的时间内，全国各地佛教界竞相仿效，创立了一大批佛教团体。他们聚众讲学，钻研佛学义理，创办各种类型的佛学院校，培养佛学人才。因此，近代上海佛教的复兴，推动与促进了全国佛教的发展。
近代上海佛教的复兴，不仅推动与促进了全国佛教的发展，而且对后来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全国和地方的一些佛教团体和一些重点寺庙，相继建立了佛教图书室，创办了各种类型的佛学院和僧伽培训班。所有这一切，或多或少都是受到了近代上海佛教的影响。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近代上海佛教界一些真知卓识的人，从佛教义理中吸收一些对当代社会有利的因素，用以教育人们，改造社会，从而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要求佛教徒不应专门追求来世的幸福，祈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应注重现世的利益，用佛法的精神去改造社会。这种思想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目前，中国佛教协会仍然号召佛教徒，要在信奉的教义中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要求广大佛教徒奉行五戒、十善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在中国佛教协会的章程中，也明确地把佛教教义中比较积极的思想“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意即积极参加祖国建设，努力为人民服务)作广为大佛教徒应该遵守的信条。所有这一切，可以说都是对近代上海佛教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人间佛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近代上海佛教的作用〓近代上海佛教，从其所起的作用来看，既有极积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总的来说，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除了推动和促进全国佛教的发展外，这里再谈三点。
第一，在整理古代佛教文化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近代上海的佛教，在发展佛教文化事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在整理古代佛教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更为明显。一些佛教知识分子为了讲经说法，大都亲自注释经典，编写讲义，还用通俗语言，写出了不少注释佛经的著作和论文，使得深奥难懂的佛经，变成了通俗可读的东西。他们编写了多种佛学概论和佛教史，使初学者对中国佛教的概貌和历史，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他们编纂了《频伽精舍大藏经》和影印了日本《经藏经》、宋版《碛矿藏》、《宋藏遗珍》，刊印了《普慧大藏经》和《民国增修大藏经》，还整理编印了《华严经疏钞》。他们出版了《佛学大辞典》、《佛学小辞典》、《实用佛学辞典》、《法相辞典》、《在家佛学要典》等。这一切，既是对古代佛教文化遗产所作出的贡献，也为后来研究佛学者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二，在培养和输送佛学人才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近代上海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知识渊博的佛学 人才，这不仅进一步推动了上海地区佛教的发展，而且还输送到全国各地佛教团体充当骨干。在30年代和40年代，当时的全国性佛教组织中国佛教会，其领导成员的大部分是上海佛教界人士。从50年代起，上海佛教界又向中国佛教协会输送了大量的佛学人才。如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长期在上海进行弘法活动的名曾圆瑛法师，被推荐为第一任会长。从1957年起，上海名僧静权法师和应慈法师均被推举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62年应慈法师又被推选为名誉会长。长期在上海进行弘法并从事佛教慈善事业的赵朴初居士，1953年起即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从1980年起被推举为会长。现任上海龙华寺方丈职的明法师，从1988年起，被推举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现在，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学院的各级领导骨干，有相当一部分是上海佛教界输送去的。
第三，在举办公益慈善事业方面所起的作用。近代上海佛教界，在佛教教义积极救世和利乐有情等思想指导下，举办了不少公益慈善事业，其中主要有：上海佛教慈幼院、上海佛化医院、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佛教医院、上海佛教同仁会、佛光疗养院、苏北灾区救济伤亡委员会、苏北邳县急赈委员会、佛教平民诊疗所等。这些公益慈善事业，当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贫病者的命运；但是，对于那些处于水生火热之中的贫病者来说，这或多或少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暂时的利益和好处。例如，上海佛教界人士所参加组织的慈联会，在“八一三”事变后，成立了一个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先后分设了50多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数十万。又如上海佛教同仁会，在慈善事业方面，有办理施粥票、赈济灾区难民、救济本市火灾区居民、收容外地来沪难民、救济日军封锁区难民、施送棉衣和施诊给药等，受益的贫病者和难民、灾民，数以千万计。这些都表明，近代上海佛教界所办的一些慈善救济事业，在一定程序上，确实给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贫病者带来一些好处。
(责任编辑：张国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