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近代佛教的历史时期是指从1911年辛亥革命始至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这一历史时期，是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剧烈、最深刻的时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急速过渡和转变的时期，也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

 

    上海近代佛教史的分期较为复杂。由于社会变化快，各种矛盾交错，社会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也不明确，所以佛教史的阶段性也不易确定，但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民初佛教复兴运动时期；上海佛教的鼎盛时期；上海佛教的持续发展时期。

 

    一、民初佛教复兴运动时期(1912～1921)

 

    清朝末年，由于佛教僧团腐败，佛学理论停滞不前，致使僧尼素质低下。再加上太平天国起义对江南名刹的强烈冲击，佛教更趋衰弱。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帝制，建立民国，上海佛教也随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光复而大放异彩，成为民国初年佛教复兴运动的重镇。在这时期奠定了作为全国佛教中心的地位。民国初年的佛教复兴运动有一大重要特征，即佛教在组织结构上、社会活动形式上、思想理论上开始向现代宗教转化。这一特征在上海佛教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佛教逐渐形成了以寺院经济为基础，以宗谱法系为网络的特殊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弊端丛生，僧人之间常常出现争权夺利、相互攻讦、彼此倾轧的局面，严重阻碍了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也成为世俗社会攻击佛教的重要口实。上海佛教界的一批著名的高僧、居士有鉴于此，在民国成立之初就积极开展以建立现代方式的佛教组织，争取佛教界独立与自主等合法权益为主要内容的佛教复兴与改良运动。

 

    民国初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清末兴起的“庙产兴学”的余波还在冲击佛教。为挽救佛教日趋衰微的命运，中华佛教总会于1912年4月在上海留云寺成立，提出了“保护寺产，振兴佛教”的口号，并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同意，下设20个省支部和400多个县支部，一个现代佛教组织初具雏型。

 

    中华佛教总会作为中国佛教有史以来第一个自主的组织，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当年11月初，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寄禅和尚北上进京，与内务部负责宗教事务的礼俗司司长杜关交涉，要求保护寺产。杜关对此充耳不闻，还对寄禅进行嘲笑和侮辱。寄禅和尚愤而退出，回到法源寺后，当夜气急攻心而逝。寄禅和尚是近代上海佛教界第一位为佛教事业献身的高僧，他的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后经熊希龄、杨度等人将此事告知袁世凯，并晓以利害，使得保护佛教权益的《中华佛教总会章程》由国务院审定公布，佛教寺产得到了保护。

 

    中华佛教总会作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佛教统一组织，不仅有出家僧人参加，而且还吸收了在家居士，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出家僧人与在家居士相疏离的局面，联络广大佛教信徒团结一致，在危急关头挽救了佛教日趋衰微的命运，是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先导。

 

    民国时期，上海佛教除保持明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各种活动及礼忏之外，又搞了一些得风气之先的新式宗教活动。1914年，月霞法师在上海创办华严大学，为中国第一所佛教大学。上海是中国近代佛教刊物的发源地，也是佛学刊物出版最多的地区01912年10月，狄楚青在上海创办《佛学丛报》，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刊物。1913年，上海出版了第一部铅印《大藏经》——《频伽藏》。医学书局、有正书局出版的各种佛教典籍，更是风行上海，遍及全国。1918年太虚法师与章太炎、王一亭、刘仁航等人在上海创办的觉社，出版著作，宣讲佛学，实行修行，成为中国最早的一家佛学机构。在其影响下，各地讲经传法风气渐开，各种形式的现代佛教教育机构、研究会社、修行团体不断涌现，佛教文化也出现初步复兴的景象。同年创立的上海佛教居士林，也成为全国第一家佛教居士林。这种居士团体打破了以往讲经说法局限于寺庙的格局，促进了佛教在社会各界人士之中的普及。

 

    中国古代佛教的慈善事业以寺院为单位，规模较小，且无长期计划。随着上海城市经济的繁荣，加上受基督教的影响，近代以来的上海佛教界开始进行各种社会化的慈善公益事业01917年，冶开和尚在上海成立佛教慈悲会，当是中国最早的佛教慈善组织。1918年，华北发生旱灾，冶开和尚亲自率领佛教慈悲会会员至北方放赈。1919年，长江中下游发生水灾，上海佛教居士林积极筹赈、施医、施粥、施衣。王一亭也创办了华洋义赈会、孤儿院、残疾院、中国妇孺救济院等慈善组织。

 

    在思想理论方面，近代上海佛教界也有创新之处01913年2月2日，太虚法师在静安寺举行的寄禅和尚追悼会上发表演说，鼓吹佛教进行三种革命：组织革命，财产革命，学理革命。这三种革命乃思想、制度、经济并重，指出了佛教革新的关键所在，引起了守旧僧人的激烈反对。太虚法师毫不气馁，仍旧积极倡导佛教应当多面向现实人生，持续不懈地进行佛教教义的革新。太虚法师为适合时代发展而创立的新型佛教理论，为佛教复兴运动指明了方向。

 

    1916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了谢无量的《佛学大纲》；1917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贾丰臻的《佛学易解》；这些书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表明佛教文化研究已经开始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二、上海佛教的鼎盛时期(1922～1936)

 

    1922年，以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的成立为标志，上海的佛教进入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就是上海佛教在中国佛教中居领导地位，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

 

    1927年，全国掀起了第二次庙产兴学风潮。佛教徒的抗议，并未阻止事态的恶化。1928年5月，在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会议，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领衔发表《庙产兴学运动宣言》，主张“打倒一切罪恶之本的特殊阶级僧阀，解放在僧阀之下受苦的僧众，没收僧阀所有的庙产，以此充做教育事业经费。”这项议案不仅获得与会者的赞同，而且得到内政部长薛笃弼的首肯。在太虚、圆瑛等佛教界领袖的强烈反对下，南京政府只得颁布了保护宗教的训令，邰爽秋的议案被搁置一旁。

 

    1929年1月25日，内政部公布了“寺庙管理条例”2l条，有些条款严重侵犯了僧人对寺产的管理权，使庙产兴学风潮有政府法令可依。为维护佛教界的利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佛教组织迫切希望重建统一的全国性佛教组织。同年4月12日，17省的佛教界代表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在中国佛教会的请愿之下，南京政府被迫废除了“寺庙管理条例”21条，重新公布措辞立意均较和缓的“监督寺庙条例”13条。

 

    中国佛教会会址虽设在南京，上海只设总办事处，但后来的一切活动，几乎全部都在上海进行。该会自成立以来，在团结和联络全国佛教徒，保护各地寺产，建立佛教院校，兴办社会慈善事业方面，都做出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1930年12月，邰爽秋成立“庙产兴学促进会”，再次煽动在全国范围内没收寺庙财产。与此相应，各地相继发生了驱逐僧尼，捣毁佛像，没收寺产的重大事件。各省佛教会强烈要求中国佛教会出面呈请政府保护僧尼生命财产。在中国佛教会的猛烈抨击下，庙产兴学风潮逐渐平息。

 

    按照中国佛教会会章，该会在各省、县分别设立佛教会，各地佛教会的组织大纲，均由中国佛教会统一制定。至1933年止，各省、县、乡佛教会相继建立健全，形成网络。据《内政部调查统计表》第6期统计，全国21省3特别市全部成立了佛教会，此外蒙、藏等区，中国佛教会会议精神各由该地区佛教领袖转达。与中国佛教会有联系的各类佛教团体的数量甚多，仅上海一地，当时就有数十个。

 

    这一时期的上海佛教又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心，既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对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上海是中国佛教高僧、著名居士的集中地。可以这样说，当时中国的佛门高僧和著名居土，几乎都来过上海进行弘法活动，其中不少定居上海。他们有的著书立说，讲经弘法；有的募捐集资，或兴建新寺，或创立佛教团体，或举办慈善事业。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居士对上海佛教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居士信仰虔诚，知识渊博，与政治界、经济界联系紧密，活动能力强。正是凭借这些能够呼风唤雨的著名居士，近代上海佛教才能得到如此之大的发展。

 

    在这些著名居土中，有一些是原是政界、军界的显要人物，如程德全、屈映光、叶恭绰、关絅之；施省之等。如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长的程德全，于1922年面请当时的总统徐世昌，要求修改管理寺庙条例，保护佛教权益。又如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在上海成立法宝馆，发起影印《续藏经》、 《碛砂藏》、 《宋藏遗珍》。

 

    在这些著名居士中，还有一批工商界人土。他们以雄厚的资财赞助佛教事业，为近代上海佛教的发展提供了物资基础。如在上海总商会的董事中，半数以上为佛教居士或倾向佛教者，故称上海总商会为佛教后援会亦不算过分。

 

    居士团体的不断出现，是近代上海佛教的新景象。这些居士团体除了开展弘法活动外，还举办各项佛教文化事业和社会慈善事业，成为近代上海弘传佛教的重要场所。

 

    1929年，胡适在上海写成了《荷泽大师神会传》，蒋维乔在上海出版了《中国佛教史》。此后，整个30年代便成了中国佛教研究的黄金时代。上海的佛教学者从日本的佛学著作那里得到启发，以全新的思维方式，现代化的语言，写出了与传统的诠释经典的方式完全不同的著作。上海作为中国的出版印刷中心，不仅迅速出版了上海地区佛教学者的著作，就是其他地区佛教学者的著作，也有很多是在上海出版的。立足上海，面向全国，称得上是上海佛教文化事业的一大特色。

 

    这一时期有一些重大的佛事活动都是在上海举行，从而对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36年5月，由太虚、圆瑛、王一亭、屈映光、朱子桥、江味农、范古农、关绸之、简玉阶、赵朴初等229位上海佛教界人士和14个佛教团体联合发起，在上海佛教净业社内启建了规模盛大的丙子息灾法会，同时成立了由163人组成的理事会，设有常务理事70人，王一亭任理事长，朱子桥、屈映光任副理事长。丙子息灾法会以挽回人心、潜消劫运为宗旨，由5位法师主持其事，其中荣增堪布任藏密主座，修大威德息灾大法；觉拔堪布修大威德五部大法；持松法师任东密主座，修尊胜佛顶法；常惺法师开讲《华严经行愿品》；能海法师开讲《菩提道次第论》。丙子息灾法会讲经3座，修法5坛，每日参加的僧俗二众甚多，称得上是上海近代佛教史上盛况空前的一次大法会。

 

    同年11月，在全国民心激奋，纷纷起而要求抗日的形势下，菩提学会与上海佛教净业社联合启建了上海护国息灾法会，以弘扬净土、劝发悲心、护国息灾为宗旨。该法会成立了理事会，推举王一亭为理事长，朱子桥、屈映光为副理事长。法会道场设在佛教净业社，设办事处于仁济堂菩提学会。办事处设法务、宏扬、文书、会计、庶务、招待6组。11月21日下午8时净坛，22日起由印光法师主建大悲佛七道场7日，每日为大众宣说净土法要，万指围绕，莫不欢喜信受，圆瑛法师领众薰修，当时的著名居士皆亲临参与念佛。护国息灾法会于28日圆满，达到了号召全国佛教徒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的目的。印光法师听说抗战中的绥远灾情严重，当场就将1000余人皈依求戒等香仪共计2900多元尽数捐去。

 

    此外，这一时期上海佛教各宗派的勃兴，寺庙的迅速增加，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渠道的拓展，佛教慈善事业的发达，这一切与以上所述，共同谱写了中国近代佛教史册上最为辉煌的篇章。

 

    三、上海佛教的持续发展时期(1937～1949)

 

    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日，救亡图存，才是唯一的出路。这也是爱国佛教徒的心愿。上海地区的佛教徒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支配下，纷纷将自己的身心性命奉献给民族和国家，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奋斗，充分体现了大乘佛教积极人世的精神。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佛教会立即召开理监事紧急会议，决定召集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圆瑛法师被选为中华佛教全国灾区救护团团长，负责训练佛教青年，在战区担任救护工作。

 

    圆瑛法师将他的戒徒宏明和尚介绍给屈映光，建议他们负责办理上海僧侣救护队的具体事宜。消息传出，很快有100多名青年和尚报名。救护队迅速宣告成立，队址设在上海法藏寺内，由宏明亲自领导训练。屈映光任总队长，宏明任副总队长。

 

    同年8月13日，日寇在上海发起大规模进攻，上海军民奋起抵抗。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线，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救伤员。他们往返浏行、大场、昆山之间，不分昼夜地工作着，同时还救护租界内被日寇飞机炸伤的无辜同胞。在枪林弹雨中，有的队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队员被敌人的炮弹炸伤，成为残疾人。他们用自己的气力、汗水、鲜血写下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据《救亡日报》1937年9月22日报道：“该会(指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除了收容难民之外，还组织了救护伤兵队——僧侣救护队，参加这一工作的有一百七十余人，全是平日吃素念佛的和尚，他们上前线救护伤兵的勇敢，是谁都及不上的。在不久之前，他们曾因救护伤兵给敌人的炮火打死了几个。”相比之下， “慈联会”还成立了一支由世俗人士组成的救护队，由于没有工作实绩，不久被撤销。只有僧侣救护队在支撑着“慈联会”的门面。这是因为宗教信仰使他们有出生入死的精神，有舍己救人的慈愿，再加上无父母妻儿的牵挂，故不怕危险，能够做出成绩来。据“慈联会”1938年报告书记载：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淞沪之战中，共救护伤兵及租界难民8273人。中国报刊将他们誉为“英勇僧侣”，外国报纸称他们为“战神之敌”。在当时上海各种救护组织中，只有这一杆“佛”字旗最生色、最动人!

 

    当时，上海佛教界抗日救国的组织工作安排得十分周到，前方有救护队，后方则有收容所。中国佛教会在觉园内成立了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3000多人，并供给全部饮食医药。还有女尼主动为前方官兵缝制征衣，也有女尼担任医院看护和杂工。

 

    淞沪之战后期僧侣救护队在枫林桥将300多名伤兵抢救出来，送往租界。当时租界里的医院都住满了人，无法收容。宏明法师向社会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各方支持，立即成立一所佛教医院，收容治疗这300多名伤兵。当天就得到名绅祝兰舫的响应，愿意无条件地把他在牛庄路上的一所大宅院腾空，作为佛教医院的院址。又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聘请医护人员，捐助药品和医疗器材设备等。不到两天光景，一所粗具规模的佛教医院诞生了。

 

    当时南市一带都被日军占领。僧侣救护队员们从战地抢救转向担任佛教医院的看护，为300多名伤兵服务了一个时期。待300多名伤兵痊愈后，又设法送往后方归队，使他们可以继续杀敌。僧倡救护队又在佛教医院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超度阵亡将士法会”，以慰为国牺牲者的英灵。然后全体队员化整为零，瞒过敌人的视线，秘密转往武汉工作。

 

    1937年冬，上海除租界外全部沧陷，四郊战场堆满尸体，日军方面仅掩埋日本死亡士兵，而中国阵亡士兵及难民的遗骸无人过问。于是中国佛教会又在上海组织掩埋队，圆瑛法师任总队长，范成法师任第一队队长，慧开法师任第二队队长，两队队员都是上海玉佛寺、法藏寺、清凉寺、国恩寺、关帝庙、报本堂等寺庙的僧众和香工。大家都是主动踊跃参加，集中食宿，每天一大早出发，有4辆汽车开出，车上备有绳索、竹杠、铁铲、铁钩、担架等工具，每人带有防毒面具、药品以及食物，整天工作。队员们每天都是抬的抬，埋的埋，一直忙到傍晚，才收工回来。掩埋工作自1938年2月开始，至5月结束，共计掩埋尸体10000多具。

 

    1937年10月，由于当时救护队、佛教医院和各地收容所的经济发生困难，圆瑛法师前往南洋筹集经费。他先至新加坡，往见民政务司，请予捐册签允，然后又请总商会定期召集华侨，组织中国佛教灾区救护团新加坡募捐委员会。所募捐款皆由委员会统收统汇，除汇上海外，还汇至汉口香山寺，由该寺海镜和尚组织中国佛教灾区团第二僧侣救护队，开赴前线。

 

    圆瑛法师又先后去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请求当地的华侨们各自组织筹款救国委员会，并利用在这些地区讲经之机，极力宣扬筹款救国的大义，发起“一元钱救国运动”，赢得了广大侨胞的热忱捐助。所收捐款一面汇沪，由中国佛教会转发各慈善团体、收容所及佛教医院；一面汇款宁波，请施祥寺住持智圆和尚为队长，组织第三僧侣救护队，开往浙江富阳工作。

 

    1939年夏，圆瑛法师回国视察各收容所和佛教医院的情况后，再赴南洋继续筹款，总计募得十余万元，供佛教医院、收容所支用。

 

    日军侵略中国，到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同时又企图通过“宣抚”，宣扬“提携”、“亲善”、“东亚共荣”、“王道乐土”，以笼络人心。由于中国佛教徒众多，因此日军各部队都置有“随军佛使”，每至一地，就物色不肖僧人出面成立汉奸组织，受其操纵，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目的。1939年秋，圆瑛法师自南洋回到上海，住圆明讲堂。不久，日本僧人藤井草宣前来邀请圆瑛出任“中日佛教会”会长，遭到拒绝。农历九月初一，恰逢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成立之日，突然有数十名日本宪兵冲进讲堂，以抗日分子罪名，将圆瑛及其弟子明畅逮捕，送往南京日本宪兵总司令部严刑审讯。圆瑛法师除在审讯时从容陈辩外，其余时间则专心念佛，并以绝食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坚持了民族气节。日本宪兵见圆瑛法师威武不屈，转而改用软的手段劝圆瑛法师与他们“合作”，圆瑛法师则以老病拒之。圆瑛法师是国内外著名的佛教大师，在日本也很有影响，日本宪兵不敢轻易加害，只得释放了师徒二人。

 

    圆瑛法师出狱返沪后，对外宣称闭门谢客，专事著述，以应付日本侵略者和汪伪集团的再度纠缠。在上海沦陷期间，圆瑛法师对国家大事并未忘怀，他曾为北平中国佛学院师生题词：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旗帜鲜明地号召佛教青年要肩挑爱国爱教两副重担。

 

    上海沦陷期间，持松法师在圣仙寺闭门学佛，拒不接见任何日伪人员。当时日军驻沪司令官河田为了推行其“以华制华”的战略，企图拉拢持松法师出任日伪上海市佛教会会长，持松均以有病推却。他曾叹息说：“吾离此一步，即无面目见国人及师友。”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佛教界出现了一些爱国高僧。如应慈法师，南京、上海的日伪曾多次请他主持法会，都遭到他的断然拒绝。1943年，反映中国僧侣抗战工作的《奋迅集》一书再版时，请应慈法师作序，他不顾敌伪恫吓，欣然命笔：“当‘八·一三’抗战军兴，敌寇之凶焰万丈，而我东南重镇之大上海，首当其冲。方是时，凡我中华志士，莫不奋臂挥戈，拱卫祖国。敌忾同仇，人怀雪耻之心，士无反顾之恋。斯时也，我佛教明眼知识，首有僧侣救护队之组织焉，旨在救死扶伤，实弘救世救人之大愿。”又说：“当国家清平之时，自应隐逸清修，一旦有事，仍当作狮子吼奋迅以赴。”爱国爱教之心，跃然纸上。

 

    震华法师亲眼目睹日军毁坏佛教寺庙的罪行，为呼吁僧人奋起救国，他编写了一册《僧伽护国史》o书中记述了中国历史上数十名爱国僧人为抵抗外来侵略者而英勇献身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对鼓励广大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起过积极作用。兴慈法师也曾积极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当抗战胜利时，他满怀激动地写下了《锣鼓声中庆祝胜利》：“慨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以来，寇氛肆虐，到处荼毒生灵，如同儿戏。军事甫过，地方喘息未定，又复厉行种种苛政，榨取民膏。在此期中，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偏有不逞之徒，为利禄所饵，不惜日供丑类驱使，因之水益其深，火益其热，增加民生痛苦。”又说：“抗战胜利，和平实现，不但中国抵于安宁，即环球诸国无不抵于安宁，懿欤休哉!所谓四海升平，普天同庆，今日正其时矣。”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日寇、汉奸的痛恨，对抗战胜利、和平实现的兴奋。

 

    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离南市，上海除租界外全部沦陷，各地僧尼纷纷避难租界，寺庙也随之增加了不少。由于玉佛寺、静安寺、法藏寺都在英、法租界范围内，因而这些寺庙除了致力于救济难民事业外，还能继续弘扬佛法，如法藏寺的法云印经会就印了很多佛学书籍。

 

    1941年12月8日， 日军进入英法租界，这就给租界内的寺庙和佛教团体的弘法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上海佛教界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且在逆境之下做好弘法工作。以静安寺为例，该寺在1942年举办了40多期佛学星期讲座，听众达6000人次之多，影响极大。佛学星期讲座由著名法师和居士主讲，其内容有丁福保的《佛学与科学》、范古农的《佛教与人生》、马公愚的《佛学与艺术》、持松法师的《佛教与哲学》、圆瑛法师的《佛教与做人》、赵朴初的《大乘佛学与救济事业》、姚明辉的《佛学与孔学》、赵百辛的《佛教与文学》等。佛学星期讲座停办后，静安寺又举办了不定期的佛学讲座，邀请兴慈、持松等法师轮流主讲，这样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

 

    1943年，上海道德学社同仁为提倡中国传统道德，在成都路沧州书场举办“上海道德讲座”，其宗旨是“兼收并蓄，阔幅裁衣”，不局限于某种思想，亦邀请佛教界名流讲演。如应慈法师讲《四法界无碍》、圆瑛法师讲《佛法与做人》、范古农讲《佛法大意》、王骧陆讲《人生自卫之颠倒》、孙翔仲讲《华严经净行品》。道德讲座共举办了5年多，宏传佛法作用甚大，尤其在援儒入佛之功效上最为显著。

 

    抗战一胜利，上海佛教界立即成立上海市佛教徒庆祝胜利大会，决定筹集6000万元，除2000万元作为该会经费外，其余4000万元全部购买毛巾，慰劳抗战将士，毛巾上加印“上海佛教徒敬赠面巾”字样。上海各寺庙在庆祝胜利期间连续举办3天法会，为国祈祷祝福，并超荐阵亡将士、死难百姓。《妙法轮》、《觉有情》等佛教刊物还出版了庆祝抗战胜利专号。

 

    1945年1.2月1-7日，太虚法师出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1946年5月6日，太虚至上海，四众弟子纷纷至北站欢迎。7月1日，中国佛教会上海市分会在玉佛寺开会，开始整理改组。太虚法师致词勉励全市佛教徒化除私心，把佛教组织健全起来。

 

    1946年7月4日，中国佛教会上海市分会进行改组选举，推选止方为理事长01947年3月，持松继任理事长。在该会的直接领导下，上海的佛教事业得到了持续的发展。佛教院校有静安寺佛教学院、楞严专宗学院等，佛教团体有上海市佛教青年会、法相学社等，佛学刊物有《觉群周报》、《觉讯月刊》、《学僧天地》等，社会慈善事业有兴慈中学、佛教平民诊疗所、明仁慈善会等。据中国佛教会上海市分会寺庙通讯录记载，当时上海市区有寺庙285所，与佛教会没有联系的只有数十所，可见当时佛教之盛。

 

    对于有碍佛教发展之事，上海市分会也出面予以解决01948年4月，由于各寺庙驻满了国民党军队，僧众生计难以维持，佛教会派白圣、黄涵之、赵朴初等11人为代表，前往市政府、港口司令部请愿，要求从各寺庙撤兵。

 

    1947年12月1日，中国佛教会社会服务团在静安寺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到会者有上海诸山代表及护法居士数十人，推选黄涵之、赵朴初等27人为筹备委员，又聘请育枚、良定等9位法师为筹备干事，由上海各大寺庙垫款1亿元作为筹备经费。12月16日上午，在福州路天蟾舞台召开成立大会，推选章嘉、持松、黄涵之、赵朴初等9人组成主席团。中国佛教会社会服务团以团结教徒，发扬大乘佛教精神，服务社会，护国护教为宗旨，团长由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章嘉兼任，总团部设在静安寺、办事处设在玉佛寺。该团拟定了广泛的救济工作，如慈幼院、学校等教育机构和合作社、农场等就业机构，暂以上海为工作中心，进而扩大到全国各地。

 

    上海的佛教道场还是开展进步运动的场所。觉园是民主人士集会活动的场所，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沈钧儒、周建人、雷洁琼等常在觉园与赵朴初聚会，推动早期的民主运动。赵朴初还在觉园开展救济工作，为解放区输送物资。1947年，民主促进会被迫转入地下，赵朴初以佛教界代表人物的身份，经常去法藏寺开会或联系工作。

 

    1946年1月，上海各界人士在玉佛寺公祭昆明“一·二一”惨案中的牺牲者，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等到寺参加，并为大会主席团成员。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等乘飞机由重庆飞往延安，因气候原因飞机在晋西北兴县东南撞上黑茶山被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4月30日，宋庆龄、黄炎培等81人发起在玉佛寺举办上海各界人士追悼“四·八”烈土大会。规定是上午八点半开始入场，但很早就有人来参加，门口6本签名簿前挤满了人排队签名。参加者签名后，招待员送上《飞延遇难诸先生事略》《英雄们向暴风雨飞去》的挽歌。烈士灵堂设在大殿东厅，里里外外挂满挽联。追悼会由马叙伦主祭，王绍鏊宣读祭文，黄炎培、陶行知等人发表悼词。最后，一排排群众在要求民主的歌声中散去，大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

 

    追悼“四·八”烈土大会原定在中国科学社举行，不料中国科学社屈服于当局的政治压力，临时变卦，拒绝出借会场。玉佛寺敢于提供追悼“四·八”烈士会场，可以说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发扬了上海佛教界的爱国主义传统。

 

    著名民主战土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严厉谴责。国民党上海市当局想缓和民愤，争取主动，定于10月4日以上海各界名义在天蟾舞台举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宣读的祭文只字不提惩办凶手。10月6日，民盟、民建以及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联合在静安寺举行公祭李公朴、闻一多烈士大会，与会者有1000多人，会场内挂满挽联、祭词，均为哀悼烈士，要求和平与民主。中共代表周恩来率李维汉、邓颖超、齐燕铭、刘宁一、熊瑾汀、潘梓年、乔木等十令人参加，并由重庆《新华日报》经理熊瑾汀宣读祭文。民盟由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史良等代表致祭。这次公祭大会之后，在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静安寺大义凛然，敢于与天蟾舞台唱对台戏。”

 

    1946年在玉佛寺、静安寺举行的爱国活动，其背后隐藏着第二战线的激烈斗争。所谓第二战线的斗争，指的是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反对内战独裁，主张民主和平的正义人士，同坚持独裁内战继续实行反动统治的国民党当局的斗争。当时上海的和平民主力量，包括一部分佛教界人士，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力量不断壮大。这三次爱国活动正是其革命斗争精神的体现。

 

    综上所述，近代上海佛教界集中了一批佛门高僧、著名居士，他们成立了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创办了一些在全国颇具影响的佛教文化事业，举行了一些重大的佛事活动和慈善活动，对近代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代上海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辉煌的一章。

 

 

(责任编辑：张国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