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佛教文化也不例外。上海佛教的对外交流始于20世纪初，大多以参访、游学、考察、留学等形式出现。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这种交流的形式逐渐多样化，次数愈加频繁，交往的人数逐步扩大。一些去日本学习佛法的留学僧，回国后大多在上海弘法。一些留学日本的学者，回国后常寓居上海译著佛学著作。一些去其他国家留学的僧人，也大多是从上海出发的，他们学成回国后，有的就在上海弘法。此外，国外僧人、佛教学者的来访，也给上海佛教界带来了新鲜的气息。总之，上海佛教界与各国佛教界的互访、交流，共同研讨，提高了佛学研究的水平，对民国时期上海佛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

 

    由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佛教界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佛教界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对佛教进行自我调整，同样是中日两国佛教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民国时期上海佛教界与日本佛教界的佛教文化交流除了僧人之间的交流外，又注入了新的内容。

 

    近代以来，上海佛教界人士赴日，多以留学、游学、参访的形式，显然与近代中国兴起的赴日留学高潮有关。1906年，月霞赴日本参访、考察，在东京为留日学人开讲《维摩诘经》、《圆觉经》、《楞伽经》。同年曼殊赴日，与章太炎同住一屋，在议论政事之余，也经常探讨佛学。此后他经常往返于上海、日本之间。1917年，太虚赴日参访，对日本国内佛教组织和管理进行实地考察，认为日本之所行与他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拟订的各种计划“不谋而合”，更坚定了他革新僧制的志向。

 

    日本的东密、台密两大密宗支派，都是通过东渡留学的僧人、居士重新传回中国的。1922年前后，大勇先后两次赴日，在日本高野山密宗大学专修密教，得大阿阇黎位。回国后，应江味农之请，在上海开坛传法。

 

    1922年冬，持松阅读《法轮宝忏》，感到瑜伽秘密部类幽奥难解，知此唐代密法在中国虽已失传，现犹盛行于日本，于是发愿挽回千载绝学。他与大勇法师东渡日本，入纪伊高野真言宗道场，礼天德院金山穆韶阿阇黎为师，受古义真言宗中院一派传授，投花得不动明王为本尊，得五十一世传法阿阇黎位。1923年，持松学成回国，先在上海成都路创办真言宗根本道场，后至杭州菩提寺传法灌顶，盛极一时。1925年秋，日本佛教界发起在东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持松随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任教义研究部理事。会议结束后，往新 县，从权田雷斧受新义真言宗各派灌顶。次年4月，至京都比睿山延历寺学习台密仪规。卒业后，又赴高野山，依根本上师金山穆韶阿阇黎，受三宝院、安祥寺各派传授及真言口诀，兼习梵文文法。持松回国之前，金山穆韶阿阇黎付与珍藏多年的金刚界、胎藏界两幅大曼荼罗，以志纪念。1927年春，持松回国，居留上海，在功德林、净业社、清凉寺等处讲经传法。1936年春，持松第三次赴日本，深慨昔日旧雨多已物化，乃采办坛场法器，于同年4月回国。从此他常住上海圣仙寺，除讲经传法外，还从事著述。

 

    显荫于1923年赴日本高野山学习密宗，同时考察日本佛教，推动中日佛教文化的沟通。为了使留日华侨对祖国佛教文化有更深的认识，显荫还草拟了《远东佛教协会组织大纲》，目的是联络海外华侨，传播中华文化，以巩固华侨对祖国文化的信仰。1925年1月，显荫离日回国，中国驻日总领事亲致颂词，华侨们赠诗赠文，到船欢送者甚多，极一时之盛。显荫回国后，又为日本藏经刊印会提供了未入藏的中国重要佛教著作。

 

    1928年，顾净缘东渡学密，次年在日本三宝院醍醐流受两部传法灌顶，得大阿阇黎位。1930年回国，在上海建立“瑜珈学会”、“畏因同学会”，创办《威音》佛刊，常用“谢畏因”的笔名在该刊发表文章。他虽得东密台密二系之传，但不独尊密宗，而以弘传“人道佛教”为本。

 

    1935年，谈玄赴日本学习密宗，回国时带回在中国早已失传的佛教典籍和密宗法物，陈列于上海佛学书局内公开展览。

 

    东渡日本的上海佛教界居士学者有王一亭、江味农、范古农、狄楚青、简照南、简玉阶、谢无量、夏丐尊、蒋维乔、丁福保等人。他们有的是去学习佛教，有的是去进行文化交流，有的是去经商，有的是去学习文艺，有的是去考察医学、教育，但都与日本佛教界有过接触。

 

    日本佛教界僧人、居士学者也采取讲经弘法、实地考察等方式，与上海佛教界进行交流，并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高潮。1922年5月，日本人大谷光瑞在上海组织狮子吼会，于每星期日上午10时，在正金银行楼上详细讲述《阿弥陀经》。1923年2月，日本密宗僧人演华法师，在世界佛教居士林择期结坛。他自幼在中国剃染，深通中国语言文字。

 

    日本佛教各宗派也加强了与上海佛教界的交流。1925年4月，日本京都紫野大德寺管长田中要宗、建仁寺管长行田默雷等名僧，因赞助在上海设立的日华僧院，先后来沪，与玉佛寺可成和尚等研讨佛学。又因日本黄檗宗的经文与中国经文同一读法，由王一亭、关絅之赞助，在龙华寺举办了一次中日联合的大供奉会。1925年10月，日本京都比睿山延历寺领袖今出川图倍代表日本天台宗来沪考察。1926年4月，日本僧人觉华来沪宣传密教，并准备在中国各地建立密教研究会。

 

    大规模国际佛教会议的召开，是民国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形成高潮的标志。1923年，太虚发出以佛教救济世界人类的呼吁。同年夏季，在庐山召开了第一届世界佛教联合会议，日本方面有大谷大学教授稻叶圆成出席。1924年7月，又在庐山召开了第二次大会，日本方面有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法相宗法隆寺贯主佐伯定胤、大德寺派管长代理胜平大喜以及水野梅晓、小林正盛、向出哲堂（来自上海东亚僧团）等人，分别作为正式代表和私人代表参加了会议。

 

    木村泰贤与佐伯定胤于7月4日抵沪，下午四时在世界佛教居士林演讲，有200多位中日佛教徒前来听讲。木村泰贤演讲的题目为“大乘特质”，对大乘佛法的精义深加阐发。佐伯定胤演讲的题目为“日本所得中国古文化影响”，对于佛教自中国传至高丽，由高丽传至日本，其中经过情形缕述无遗，还对日本佛教徒观念的变迁，以及佛法精义，详加解释。

 

    1925年11月1日，东亚佛教大会在东京召开，中方派出以太虚为团长的27人代表团，来自上海的代表有持松、王一享、李荣祥、王季眉等。双方就“东亚佛教徒互相提携，向全球传播佛教，使佛陀的慈光普照整个人类”达成共识，并具体商讨了交换学人、开展教育、编纂佛书等一系列问题。

 

    太虚在日本各地的欢迎会上作了30多场演讲，大声疾呼：“谋中日亲善即所以发扬佛教真义、救世界混乱。”他强调两国佛教徒不论在学术思想或道义上，都应追踪两国先民及高僧所建立的传统道路，谋求两国的永久和平。他这种观点深受日本朝野上下的推重。

 

    1926年10月，从日本佛教各宗派中选出若干代表，组成一个考察团，到中国各地作一次佛迹巡礼，兼向出席东亚佛教大会的中国代表表示答谢。代表团受到了上海佛教界的热烈欢迎，他们参观了静安寺、玉佛寺、龙华寺、法藏寺、留云寺、世界佛教居士林、中华佛化教育社，所至之处，都举行了欢迎会或茶话会。

 

    中日佛教界的频繁交流，拓展了上海佛教界人士的视野，提高了上海地区佛学研究的水平。但令人遗憾的是，中日两国佛教界的良好愿望和辛勤努力，并未能阻止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活动。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中断了中日两国佛教界在平等、和睦基础上进行的佛教文化交流。

 

    二、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佛教文化交流

 

    南传佛教，自隋唐以来就被中国佛教界判为“小教”，不受重视。民国时期，中国佛教界对南传佛教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觉得南传佛教基本上保留了佛陀时代的教法，有必要加以学习研究。

 

    为了振兴佛教，自20世纪30年代起，上海佛教界人士开始与南传佛教国家进行文化交流。1931年2月，黄茂林受上海佛教净业社的派遣，赴锡兰（今斯里兰卡）学习梵文和巴利文经典，以便回国从事译经及弘法事业。其留学费用，由叶玉甫、沈心师、关絅之、施省之、史量才、王一亭等负担。由于用功过度，黄茂林不幸于1933年病逝。

 

    在南传佛教盛行的国家，由于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刺激和西方文化的挑战，佛教也有所振作，他们主动与中国佛教界进行文化交流。1935年，锡兰僧人纳罗达法师来上海弘法，住在上海佛教净业社。每星期日上午9时半，纳罗达在觉园内的佛音广播电台用英语播讲佛学。讲完之后，又由佛教净业社中精通英语的居士译成汉语。每星期日下午，纳罗达又在佛教净业社讲堂演讲南传佛教，深受上海佛教徒的欢迎。上海佛教净业社还举办了一个巴利文研究班，请纳罗达任教师，以满足上海佛教徒学习巴利文的要求。巴利文研究班分速成班与普通班，速成班每日上课，普通班每星期日上课。由于学费全免，听课者甚多。

 

    纳罗达建议中国佛教会派遣青年僧人赴锡兰（今斯里兰卡）学习僧伽律仪，研究南传佛教，得到了中国佛教会和上海佛教界的采纳，组织了一个锡兰学法团，成员有慧松，岫庐、惟幻、惟植、法周等5人。锡兰学法团成员的路费、邮资、书籍及其他费用由太虚、常惺、大悲、许世英、简玉阶、王一亭、叶恭绰、黄涵之等人筹措，学习期间的衣食住宿均由锡兰供给。1936年3月8日，锡法学法团在上海中国佛教会举行宣誓典礼。4月，锡兰学法团从上海出发，5月初抵达锡兰，受沙弥戒，随纳罗达学习梵文、巴利文、英文及增伽律仪。7月29日，于克莱尼亚受比丘戒。他们勤奋钻研南传佛教，行解双优，取得了好成绩，并经常向上海佛教界汇报学习情况和锡兰佛教的现状。

 

    与锡兰的佛教文化交流在四十年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43年秋，锡兰佛教徒克兰佩在上海创办中英文合刊《中国佛教季刊》，以联合世界佛教徒、提倡中国僧尼教育为宗旨。1946年8月，锡兰大菩提会僧素兰、般若狮吼、开明三位法师来沪研究汉传佛教并弘扬南传佛教。

 

    1935年12月，中国佛教会、中国佛学会、上海市佛教会、上津市佛学会、菩提学会共同组织了一个赴暹罗（今泰国）留学团，得到上海、南京等地的僧人、居士的赞助。暹罗留学团的任务是学习比丘律仪生活及巴利文佛典，联络中暹两国佛教徒情谊，由悲观、等慈、性教、觉圆4人组成，悲观为团长。1935年12月30日，他们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于1936年1月12日抵达曼谷。暹罗政府极为重视，特指定曼谷大寺越特 哈塔为修学场所。该团也受到刚成立不久的大乘佛教徒组织——中华佛学社的热心帮助。1936年，影印宋版藏经会赠送暹罗政府一部影印宋版《碛砂藏》，委托暹罗中华佛学社转交。暹罗政府决定存放在艺术厅图书馆，作为永久纪念。暹罗政府除来函致谢外，还回赠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一部巴利文三藏。

 

    1930年前后，太虚的弟子慈航法师赴缅甸仰光弘传大乘佛教，先后组织了仰光中国佛学会、仰光佛学青年会，创办佛经流通处，设立义务夜校和义务诊疗所。1936年1月16日，慈航启程回国，取道香港回到上海，带回缅甸文三藏两部，其中一部赠送给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收藏。与此同时，上海圆通寺住持华通应缅甸仰光观音寺住持石候长老及华侨之请去缅甸访问并游学南洋各国。

 

    圆瑛也为亚洲各国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1915年2月，圆瑛赴新加坡、槟榔屿（今马来西亚）弘法利生，讲经说法。同年9月，圆瑛经暹罗、缅甸、印度，请得佛舍利、贝叶经、玉佛，然后返国。此后30余年间，圆瑛先后6次赴南洋讲经弘法。 1929年9月，圆瑛与仁山代表中国佛教会赴朝鲜出席东亚佛教大会，圆瑛登台发表演说，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高度评价。

 

    1917年，太虚应邀访日，回国途中应马来西亚槟城光栋法师恳请，在槟城观音台开讲大乘经典。1923年，圆瑛至槟榔屿极乐寺宣讲《阿弥陀经》，教人专修净土法门。两次弘法活动对槟城佛教徒触动很大，增强了他们的信仰和对佛学的兴趣，促使当地僧俗成立了槟城佛学研究会。

 

    1926年9月，太虚赴新加坡弘法，听讲者达4000余人。华侨黄福美等人听讲后，皈依佛教，筹建了新加坡佛教会。1928年8月，太虚赴欧洲弘法，中途在新加坡停留，赴中华佛教会演说。圆瑛也多次在新加坡讲经弘法。两位大师的弘法推动了新加坡佛教的发展。

 

    1937年11月中旬，由于当时救护队、佛教医院和各地收容所的经济发生困难，圆瑛前往南洋筹集经费。他先后到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请求当地的华侨们各自组织筹款救国委员会，并利用在这些地区讲经之机，极力宣扬筹款救国的大义，发起“一元钱救国运动”，赢得了广大侨胞的热忱捐助。所收捐款汇往上海，由中国佛教会转发各慈善团体、收容所及佛教医院。

 

    1938年春，圆瑛接任槟榔屿极乐寺住持。同年10月，担任槟城佛学研究会会长。1939年秋，圆瑛回国，将寺务委托志琨代理。1948年1月，在该寺僧众的要求之下，圆瑛再次前往南洋各地讲经、传戒、弘法，于当年6月回到上海。

 

    民国时期上海佛教界与南亚、东南亚各国佛教界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积极的，既吸取了南传佛教的精华，又向佛教不甚发达的国家传播了佛法，使佛教文化交流的层次更深、范围更广。

 

    三、与欧美各国的佛教文化交流

 

    民国时期，基督教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渗透，向佛教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激发了佛教徒自强图新的精神。为了适应东西文化互相融汇的大趋势，佛教徒们决心向欧美各国传播佛法。

 

    致力于与欧美各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居士学者主要有黄茂林、吕碧城。黄茂林精通英语，先在香港与英国人一起研究小乘佛学，20年代应邀至上海，狄楚青请他将《六祖坛经》译成英文，由有正书局出版。购阅的外国人甚多，伦敦佛教会也购买了100多本，并将其内容摘要刊登在英国的《佛教杂志》上，该书在英国流传甚广。黄茂林加入上海佛教净业社后，又先后将《阿弥陀经》、《十善道业经》译成英文，使其流传海外。黄茂林创办了中国当时唯一的外文佛教刊物——英文版《中国佛教》杂志，向海外宣传佛法。1929年，黄茂林译出《英国佛学社近况》；1930年，又译出《英国佛教会略史》、《德国之佛教居士林》、《英国比丘马显德传》，向国人介绍欧洲佛教的发展。

 

    1918年，吕碧城赴美国留学，并兼任《上海时报》特约记者，为该报撰写通信稿。一年之后，转赴欧洲，漫游英、法、意、瑞等国。写有游记，刊登在周瘦鹃在上海主编的《半月杂志》上。

 

    此时的吕碧城对佛教钻研很深，她见欧美人士崇尚物质文明，食必甘肥，不识因果轮回，于是以东方儒家与佛教的精神，提倡仁爱、戒杀、素食。她曾应国际动物保护会的邀请，至维也纳等地宣讲戒杀主义。欧美人士虽然提倡保护动物，但仅限于禁止虐待动物，而不及于保护动物的生命。吕碧城以佛教慈悲的精神，在各地宣讲除使动物不受虐待外，还应更进一步戒杀，以保护动物的生命。

 

    吕碧城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各国动物保护团体及人士的尊敬，各地蔬食杂志纷纷向她约稿，并刊登她的照片。《美国蔬食杂志》专门登载文章介绍吕碧城，对她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一个著名的中国诗人，一个知识广博的人道主义者，一个典型的素食者。”

 

    吕碧城在欧美搜集各国佛教发展的资料，编撰成书，题名为《欧美之光》，1932年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该书介绍了欧美各国的佛学会、素食会、动物保护会。由于吕碧城在欧美的时间较长，所至之处亦多，故搜集的资料十分丰富，并且还有许多珍贵的插图。

 

    太虚一直有将中国佛教推向世界、以佛法净化世界的宏愿。自1925年起，太虚就准备赴欧美各国演讲佛学，经过几年的酝酿、准备，终于在1928年得以成行。当年8月10日，上海各界名流及佛教界人士在沧州别墅举行欢送宴会。到会者有黄炎培、胡适、王云五、刘海粟、周瘦鹃、聂云台、蒋维乔、李经纬、狄楚青、常惺、持松及中外各报记者等70余人。蔡元培、张君劢、胡适、王正廷等人为太虚写介绍信给他们的欧美朋友，以便太虚届时能与这些外国友人进行会晤。8月11日，太虚偕翻译郑太朴、赵寿人，乘外轮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科伦坡、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航行月余，于9月14日抵达法国马塞，次日早晨到达巴黎，从此正式开始了这次对法、英、比、德、美的访问。在法国，太虚访问文化团体，会晤各界名流，与法国学者商定在巴黎筹组“世界佛学苑”，在法、中、英、德、美等国设通讯处，以期联合有识之士，共同推进世界佛化运动。

 

    9月21日，太虚在巴黎大学东方研究中心大礼堂，向各地赶来的学者教授及各界人士3000多人作了首场演讲。他从佛学的认识论讲到修持实践，从佛学净化人的心灵讲到现实人生的态度，又从佛学的广为传播讲到全球开展佛教运动。太虚共讲了三十多小时，赢得了阵阵掌声，会场情绪十分热烈。最后他郑重指出：“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这就是我们在全球掀起佛教运动的根本目的。”散会后，许多人久久不愿离去，要求签名留念并提问。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说：“大师的首场讲演就轰动了巴黎大学，这是不多见的。”此后太虚在巴黎作了多次讲演，其内容为：《西来讲佛学之意趣》、《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佛法与科学哲学及宗教之异同》、《有情与流转之进化》、《佛学一脔》、《佛法与美》、《中国禅宗》等，这些演讲词由巴黎佛学会编为《讲演集》（英文）出版。

 

    10月23日，太虚至伦敦，通过蔡元培的介绍，得与大哲学家罗素亲切会晤，畅谈佛学与哲学问题。太虚还在东方文字学校演讲《佛法之过去现在及将来》，在摩诃菩提会伦敦分会演讲《小乘与大乘之关系》，在伦敦佛教会演讲《佛学联合研究之必要》。11月6日，太虚至比利时访问。

 

    11月16日，太虚抵达德国访问，除了广泛会晤名流、学者并进行访问、讲演外，还时常与中国留学生晤谈。

 

    1929年2月22日，太虚抵达美国，访问了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城市。由江亢虎夫人陪同参观国会图书馆，并在该馆会堂讲演。演讲结束之后，回答了该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的问题。又由江亢虎、王文山陪同，参观了胡佛总统的就职典礼。太虚还应邀至摩诃菩提会纽约分会、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东渐禅窟、灵智学会演讲。

 

    1929年4月29日清晨，太虚抵达上海，受到了王一亭、墨禅等人的欢迎。他这次欧美之行，历时7个多月，促进了佛教在欧美各国的流传。太虚是民国时期第一位赴欧美弘法的中国僧人。

 

    太虚回到上海后，感到国际间佛教文化交流未能圆满进行，深以为憾，认为如果能先在上海联合各国佛教徒，以佛教之根本和平旨趣，谋亲善之工作，为开始适当之会合，作推诚无猜之意见交换，尤为时代所殷望。为了推进世界佛教化运动，1937年3月1日，太虚、王一亭、胡厚甫、邵如馨与英国、美国、日本、印度在沪的佛教徒克乃生夫妇、克伦比乔赛夫、清水董三、久烟文雄、小笠原彰真、成田芳髓等，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觉林内聚会，经过讨论，决定在上海筹备佛教徒国际和平会，公推胡厚甫、邵如馨负责筹备。筹备处设在白尔路（今自忠路）集仁医院内。此事后因抗战爆发而搁浅。

 

    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时常要接待欧美各国佛教界人士的来访和交流。1924年10月，上海佛教界人士在功德林欢迎美国葛丽女士，并请她讲演佛学，然后摄影留念，照片还刊登在《申报》上。1932年10月，英国人包尔登来沪考察佛教。1933年9月，法、德、意、比四国共13名佛教徒来沪求戒。同年11月，美国高智安居士为在美国建立佛教居士林而专程来沪，寓居世界佛教居士林专研佛学及佛教仪轨。1935年7月，拉脱维亚国僧人帝释鸣与弟子庆喜来沪，寄寓上海佛教净业社研究佛学。1936年4月，他们又来上海参观、访问，受到赵朴初、常惺、慈航的欢迎，双方就佛学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1947年10月，意大利比丘洛伽那多由港访沪，住玉佛寺，在上海佛教净业社讲经说法。上海市佛教会在静安寺宴请洛伽那多，并请他在静安专佛教学院讲演。

 

    与上海佛教结下不解之缘的还有德裔匈牙利人照空，他原名伊格纳兹•特列皮奇•林肯，1923年来到上海，在佛教净业社内巧遇太虚，从此开始研究佛教。1931年，在宝华山隆昌寺受比丘戒后，照空离开中国，至法国南部建立了一座佛教丛林。1933年11月，照空率领他的欧洲弟子来到上海，受到中国佛教会、上海市佛教会、佛教净业社的代表和信众们的热烈欢迎。

 

    照空与他的弟子租赁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一所房屋，闭门专修，后寓居西侨青年会内。上海各报刊都报道过照空及其弟子们的活动消息。照空热爱中国，满腔正义，写了很多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文章，发表在欧美报刊上，因而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忌恨。1943年秋，照空遭到日本特务的暗害，在同济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安葬在上海第一公墓。

 

    与欧美各国的佛教文化交流不像与亚洲各国的佛教文化交流那样频繁，那样卓有成效，这与当时国力不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较大有关。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一直受到中外文化交流的推动。民国时期的佛教之所以能得到复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畅通的环境。民国时期上海地区佛教文化对外频繁地交流，促进了上海佛教的复兴。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当时中国的佛教中心之一，全国性的佛教组织设在上海，佛门高僧、著名居士也大多云集上海，使得上海能够集中全国佛教界的精英来进行佛教文化的研究，促进了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之下，上海佛教文化对外交流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某一地区，而是对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作者：吴平 《法音》2001年第11期)

 

 

(责任编辑：张国铭)